?????? 上海為什么出不了“著名企業家”？
?????? 自洋務運動以來，中國民營企業在兩大民生產業擁有絕對的優勢，一是棉紡業，一是面粉業，而蘇南企業家則是這兩大產業的絕對領先者。1999年后，在新興起的地產熱中，廣東企業家不但成了第一批淘金者，更是率先走向全國進行開發的集群。
?????三十年間，上海為什么沒有出——哪怕一名全國聞名的企業家？這是一個很讓上海人尷尬的話題。所謂企業家精神是由兩個元素構成的，一是自由的精神，二是創新的精神。在中國，哪塊土地容易長企業家，只要看這兩條就可以了：

?????? 傳統：從地緣系譜上找基因
??????? 所謂傳統，傳是“傳承”，統是“道統”。
　　說到中國企業家階層的傳統，就要從傳承和道統分開來說：這個階層是從哪里來的，因何具備了現在的特征，他們又有著怎樣的價值觀。系譜云云，關乎的是傳承。
　　說到傳承，又有兩個梳理的方向，一是家族系譜，一是地緣系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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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以我的觀察，現在的企業家絕大多數沒有家族傳承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中國的企業家階層曾經徹底斷脈。1955年10月，毛澤東在《農業合作社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》一文中明確提出要讓資本主義馬上“絕種”。他說，“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，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，變成歷史的東西。”兩個多月后，全國的私營工商企業全部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，用當時的說法是，“跑步進入社會主義”。從那時到1978年，中國沒有一家民營企業。狀況的改變始于改革開放，從事私營工商活動的人，先是被稱為個體戶、萬元戶，到1987年才重新出現了“企業家”這個名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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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1980年代，從事創業的人，絕大多數是社會邊緣人士，如農民（魯冠球）、城市失業人員（年廣久）、大學落榜青年（劉永行兄弟）、復員軍人（王石）、國營企業精簡下崗工人，甚至刑滿釋放人員（牟其中）等等。他們無法進入穩定的國營企業、政府機關或軍隊，因而被“逼”上了發財的道路。1992年之后，開始有中底層的官員和不得志的知識分子下海（如自稱為“92派”的陳東升、馮侖等人）。在互聯網經濟興起后，則又有一大群知識青年創業。這些人全數是白手起家，而且在家族歷史上，沒有商業世家的傳承。極少數的例外，如榮毅仁家族是一個僅見的偶然現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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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正因為這樣的緣故，很多企業家在成就事業后，會問一個問題：我們這些人是從哪里來的？
　　這個問題很大，很復雜，但是又必須回答。
　　也許我們從地緣系譜上，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。
　　上海為什么出不了“著名企業家”？
　　作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，三十年間，上海為什么沒有出——哪怕一名全國聞名的企業家？這是一個很讓上海人尷尬的話題。去年，上任不久的市委書記俞正聲甚至出了一個題目是，上海為什么出不了馬云？
　　自洋務運動以來，上海就成了中國最重要的商業重鎮。當年李鴻章辦的四大洋務企業，有三家放在這里——江南造船廠、輪船招商局和江南織造局。名號震天響的上海商人更是如過江之鯽，如辦實業的榮宗敬兄弟、穆藕初，辦金融的陳光甫、張公權，辦航運的虞洽卿，辦文化的張元濟、史量才，辦百貨的郭樂、馬應彪，當然還有從事黑色暴力產業的杜月笙、張嘯林等人。可是，最近這三十年里，上海企業家似乎集體“沉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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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沉默”的原因與地緣經濟有關。
　　其一，作為國營企業——特別是輕紡和輕工產業的重鎮，在1990年代之前，上海一直被計劃體制壓得喘不過氣來，人才、技術和市場被周邊數以十萬計的江浙小企業分割蠶食。自上海證券交易所恢復及浦東開發以來，上海迅速復興，不過，它的特征卻是政府強力主導，民營企業家仍然無大作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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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二，上海自開埠以來，就成為航運、金融和制造業的中心，由于體量驚人，因而形成了以我為中心的“坐商模式”，百商匯流，坐地興市，成為一種慣性思維。所以，上海企業家吸力足夠，呼力不足，很少看到他們滿頭大汗地跑到窮鄉僻壤去打市場的。在消費品領域，上海產品只能夠在一級市場曇花一現，缺乏滲透力和親和力，是上海企業的通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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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三，以上海的區位優勢，百年以來，最容易做大做強的產業分別是航運碼頭、金融、地產、文化和重化工業，而上述產業絕大多數仍是國有資本密集之地，所以，上海容易出大企業，卻出不了大企業家。
　　上述的三個特征不改觀，上海還是出不了榮宗敬或馬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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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蘇南：中國實業搖籃
　　改革開放以后，民營經濟最活躍、聲勢鬧得最大的地區是江蘇南部的蘇（蘇州）錫（無錫）常（常州），費孝通先生將之總結為“蘇南模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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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洋務運動以來，中國民營企業在兩大民生產業擁有絕對的優勢，一是棉紡業，一是面粉業，而蘇南企業家則是這兩大產業的絕對領先者。無錫的榮宗敬嘗言，“中國人，有一半是吃我的，穿我的?！逼溲院肋~，百年后聽來仍很向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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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蘇南的興盛有歷史的淵源。自隋唐開通大運河之后，蘇南一帶就成為魚米之鄉，水稻種植非常高產，面粉業也因而繁榮。此外，這里的桑蠶產業一直十分發達，號稱“衣被天下”。晚清洋務運動之后，英國和日本的繅絲織造技術引進中國，很快在這里生根。最早的民營織布廠就是由蘇州人創辦的，晚清狀元、南通人張謇下海經商，辦的就是絲織工廠，榮宗敬、榮德生兄弟創業，從事的也是這個產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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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蘇南地區地杰人靈，民眾性情溫和，土地平坦，水網交織，便于交通運輸，并且，與上海接鄰，商流與人流均無比便捷，所以，是最理想的工商之地。這個地方的人腳踏實地，好辦實業，百年以來，成為中國實業的搖籃。在民國時期的上海灘，最活躍的商人主要有兩批，一是來自蘇南的實業家，二是來自寧波的金融家，他們合在一起稱為“江浙財團”，是國內勢力最大的金錢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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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即便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，蘇南一帶的社隊企業也沒有完全消失。這些企業獨立于國家計劃體制之外，成為了一股很奇特的經濟力量。在資產關系上，它們屬于公社或生產大隊集體所有，不過，它們的經營活動卻操控在某些“能人”手中，這些人甚至還是公社或大隊的領導。在1978年之后，隨著消費市場被激活，城里的國營企業受體制約束始終無法展開手腳，這些天生地養的社隊企業竟“意外”地成為了活躍市場和沖擊計劃體制的主流力量。這就是中國崛起的“草根秘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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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浙商”其實是兩幫人
　　自明清以來，便有“商幫”的說法，晚清最顯赫的是晉商和徽商，他們以從事金融流通和貨物流通為主業。1978年至今，金融業一直沒有開放，金融商業的智慧全無用武之地，所以，晉商“轉型”成了煤老板，徽商則無跡可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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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三十年間，最出名的新晉商幫是浙商。在全國，浙江的民營企業成分最高，知名的企業家也最多。
　　事實上，如果從地緣來研究的話，浙商其實是由兩幫人組成的，他們的稟性大有不同。
　　一幫人屬于長三角流域，也就是浙江北部的杭（杭州）嘉（嘉興）湖（湖州）和寧（寧波）紹（紹興）地區，這些地區屬于傳統的魚米之鄉，近百年間，以上海為中心，與蘇南的蘇錫常為上海經濟圈的兩翼，其成長模式基本屬于“蘇南模式”的范疇。在早年的上海灘，企業家組織——上?？偵虝臅L長期由浙北人士擔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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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另一幫人屬于武夷山系流域，也就是浙江南部的溫州和臺州地區，這兩個地方在歷史上與閩北合為一個文化圈，是漁民文化。自古以來，因天遠地偏、土地稀少，民眾有下南洋和外出做小生意的傳統，是四海為家的貿易一族。這些人對商機有天生的嗅覺，對任何產業和地域均無依戀，從未有扎根的念頭，信仰“工不如商，商不如囤，囤不如倒”。近三十年來，溫臺商人先是以走私起家，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產銷市場，成了最早出名的私人企業主集群，費孝通先生將之與“蘇南模式”對比，稱為“溫州模式”。到1999年之后，完成原始積累的溫臺商人開始轉戰在各個領域中當炒家，從炒房到炒棉花、炒煤炭、炒小水庫、炒小油田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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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與其他地域的企業家相比，浙商有一顯一隱兩大特征：顯性的一個是，他們的勤勞與守信，隱性的一個是他們的兇猛與好賭。近年以來，在國內股市的二級市場上，充當“漲停敢死隊”的大概有一半是浙江人，而在更為兇險的期貨市場上大贏大輸的，也是他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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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某種意義上，浙北幫在地緣上與蘇南更親密，而因為早年的“金融記憶”，他們除了善于實業經營之外，在資本市場上更為激進。浙南幫“好投機而輕實業”，與地理條件非常接近的廣東潮汕商人有氣質上的驚人類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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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粵商為什么動不動就“北伐”？
　　1990年代初，我常常去珠三角采訪。無論在順德或是中山，無論企業的大小，在幾乎所有的總經理辦公室里，都會看到一張中國地圖。那些操著一口別扭普通話的年輕人動輒就站在地圖前面揮斥方遒。
　　那時正是廣東糧、珠江水北伐全中國的“龍興時刻”。一直到今天，那里的企業家還是改不了動不動就北伐的喜好。
　　這樣的氣質當然又與地域系譜有關。
　　廣東自1750年代之后，被乾隆帝定為“一口通商”之地，中國沿海只有在這里對外開放。朝廷設立“十三行”，也就是十三個國有貿易公司，粵海關抽稅所得不入戶部而屬于內務府，為皇家的“小錢袋”。正因如此，廣東形成了貿易全國的傳統與格局，陶瓷、茶葉、絲綢及白銀在這里源源流出，西洋奇巧之物及后來的鴉片也從這里源源流入，由市成城，因貿而工，珠三角一帶的外向型工商傳統因此而成。此外，廣東還是買辦階層——現在我們稱為“跨國公司的高級經理人”的萌芽地。據法國學者白吉爾計算，到1910年前后，全國有10萬個買辦，廣東占了一半，這群人是第一批具備了全球化觀念和現代公司理念的中國人。自晚清孫中山起事以來，廣東一帶就成了革命的發源地，“北伐”成了常態，這種精神竟也滲透到商業中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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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78年之后，一向被視為臺海前線的珠三角突然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，主要原因有三：一是香港商人的進入，當時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成衣、玩具和塑料花制造基地，港商率先提出“三來一補”，內地的成本優勢頓時被激發出來；二是大量逃港人員回來，成了第一批擁有原始資本的創業家；三是粵商的“北伐”傳統仍然健在。于是，大量新潮的服裝、食品開始傾銷全國，最后在中國改革史上留下了一個響亮的記憶——“80年代，看廣東”。
　　1999年后，在新興起的地產熱中，廣東企業家不但成了第一批淘金者，更是率先走向全國進行開發的集群。
　　粵商喜歡外出征伐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，他們原本就來自五湖四海，說著南腔北調，天下原本就是他們的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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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青島：孔孟后人的商業精神
　　在北方地緣中，最讓人感興趣的是山東青島的企業家集群。海爾、海信、青島啤酒、澳柯瑪、青島雙星（董事長汪海是全國第一屆優秀企業家），都是聞名全國的大企業。2000年，中央電視臺評選第一屆CCTV年度經濟人物，十個人中，青島企業家就占了三席，分別是張瑞敏、周厚健和彭作義，這樣的榮耀日后很少看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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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青島企業家的身上積了歷史的三層“地緣記憶”。
　　一是北方的豪邁之氣。山東自古出大漢，吃大蒜，拉大車，唱大歌，長大個，一切都講個大字，所以，山東容易出大企業家。
　　二是山東的好儒之風。鄒魯是儒家的發源地，這種氣質很自然地滲透到商業的每一個方面，在內部管理上，特別容易形成“君君臣臣”的企業文化，對制造型企業尤為有利，在營銷方面，山東人最善于制作打動人心的廣告，能夠把一切都說得天方地圓。
　　三是青島的外向傳統。此地為沿海城市，早年受德國、日本的半殖民統治，有獨特的雜交文化，而且與日韓接近，成為產業梯級轉移的最佳入讓市場。與很多封閉、內斂的北方城市不同，青島有開放的氣質。
　　青島企業家仿佛一群內外兼修、文武皆備的武士，在中國企業界獨樹一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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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東北：黑土地為什么長不出大企業家？
　　在梳理中國百年企業史的時候，我會被這個問題所困擾：東三省，那么肥沃的黑土地，為什么沒有長出幾個大企業家？
　　說東北肥沃，不但是說土壤，而更是說經濟。早在1920年代，張作霖、張學良父子治理東北的時候，就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工業基礎，沈陽的兵工廠是唯一能夠自主制造飛機和卡車的大型軍工企業，哈爾濱則是東北亞最大的國際大都市。據曲曉范在《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》一書中的計算，1945年抗戰結束時，全中國的工業總產值中，東北占85%，臺灣占10%，連年內戰的其他地區只占5%。東北工業規模不僅大于上海地區，甚至還超過日本本土，位居亞洲第一。
　　新中國建立后，東北仍是最主要的重工業基地。1959年，大慶油田被發現后，東北的重要性進一步凸現，因而有了“共和國長子”的稱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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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是，東北從來沒有出過大企業家。
　　道理似乎在于：從1920年代開始，東北經濟就是以國有化為特征的，國有投資、國有經營、國有壟斷，需要自由空氣的企業家精神當然就被窒息掉了。所以，東北有最具紀律性的產業工人，能夠出王進喜這樣的鐵人典型，可是卻出不了企業家。
　　這樣的“土質”已經形成將近百年，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。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，東北國有企業生銹衰落，民間商業缺乏基因，昔日的優勢陡然變成了“包袱”，因而造成經濟長期徘徊不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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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用熊彼特和德魯克的說法，所謂企業家精神是由兩個元素構成的，一是自由的精神，二是創新的精神。在中國，哪塊土地容易長企業家，只要看這兩條就可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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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——摘自《營銷與市場》??吳曉波